黄花岗起义(【人物】黄花岗起义,是我一生中最为光芒的时刻)

黄花岗起义了解花都从这里开始 注:本文在史实的基础上,穿越时空,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 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左右,广州市城内的两广总督衙门,枪声响起,辛亥“三…

黄花岗起义
了解花都从这里开始

注:本文在史实的基础上,穿越时空,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
 
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三十分左右,广州市城内的两广总督衙门,枪声响起,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爆发!
 
这是一场敌众我寡的战役,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的革命党人只有130多人,但明知不可为而偏为之,革命党人本来就抱着必死的决心,不作生还的打算!明知严重很后果,还是要赴汤蹈火,为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在所不惜!
 
战斗异常激烈,革命党人英勇无畏,黄兴在战斗中也被打断两指,但由于敌人援军赶到,革命党人孤军奋战,坚持一宿后,最终不幸失败,林觉民(收录于高中课文著名的《与妻书》的作者)、喻培伦、方声洞、陈更新、花县十八烈士等约百余人死难。
 
事后,没有暴露身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着生命危险将当初能找到的战死和被俘后慷慨就义的72名革命党人(实有100多名革命党人壮烈牺牲)的遗体葬于广州东北郊,并改红花岗为黄花岗。因此,史称此役革命党人安息之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三·二九”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烈士献身革命的伟大精神,却震撼了全国,它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从而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同年,时隔不到七个月,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清朝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我是徐维扬(1887年——1952年),我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组织、领导、参与了整个起义过程,我率领花县敢死队40余人,与黄兴所率队伍,合力进攻两广总督署。
 
在此战役中,我侥幸和黄兴一样,得以脱险,大难不死!但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有四分之一即18人来自三华村,其中16人姓徐,都是我领导的花县“敢死队”里的宗室成员。他们是为革命而死,他们死在清朝快被推翻的前夕。
 
面对宗室成员的不幸遇难,我难言悲痛,也很自责:“黄花之役,徒留此昂藏七尺,偷活人间,对诸先烈抱愧深矣!吾欲将烈士之事实留传于后世,而吾实感沉痛,此吾所以迟迟而无报林、邹诸先生之命也。”
 
幸好,人民没有忘记先烈的抛头颅洒热血!人民没有忘记先烈的英勇不屈大无畏!人民没有忘记先烈“舍小家顾大家”的崇高无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矗立着,碧血黄花照汗青!
 
花都人民更是对先烈永不忘记!1959年12月建立的“花县革命烈士纪念碑”,是为纪念自辛亥革命以来的花都革命烈士而建立的。
在黄花岗起义英勇献身的花县18烈士(分别是:徐应安、徐日培、徐容九、徐满凌、徐沛旒、徐礼明、徐培添、徐茂燎、徐熠成、徐昭良、徐广滔、徐进炲、徐保生、徐临端、徐松根、徐廉辉、曾日全、江继复)榜上有名。
 
先烈被铭记,我在泉下得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1887年,我出生于花县三华村。三华村,是历史悠久的村落!距今900多年了。
 
它的开村祖宗是徐宗远,他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被朝廷任命为南海县主簿,来到广州番禺做官,选择了这个地方开村。由于徐宗远在家里排行第三,相传他还在村里开了一家三华茶店,三华村由此而得名。
 
我为之奋斗一生的解放事业,在我有生之年,很多还没有完成。但今天的花都,早已经不再是我那个时代如清末期、民国时期凋敝的情况。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花都,在各方面,都巨变了。在2017年12月28日,花都更是迎来地铁时代,9号线开通,换在我那个时代,这是做梦都不可能想到的事情!
 
在今天,我的出生地——三华村,早已经告别纯农村,处于城中村范围。但在发展面前,为了更好保持原汁原味的历史悠久的三华村,三华村被评为“广东省古村落”!
 
靠近广清高速旁边的资政大夫祠建筑群(含资政大夫祠、南山书院、亨之徐公祠、水仙古庙),而“资政大夫祠”是广州地区目前发现的建筑规模最大的祠堂,早在2002年7月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得到重点维护及保护!

今天的盛况,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所希望所为之奋斗的。
 
大家都知道的史实,早在1851年,花县人洪秀全发动了中国历史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14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给清朝以重创。洪秀全的出生地官禄布村离我三华村不远,因此,他的反清事业,对于周边农村的人,都是影响巨大的!
 
我的祖父,名叫徐俊贤,就曾参加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来起义失败后,我祖父回乡务农。由于我祖父只是一个普通士兵,因此清朝不知道我祖父曾参加起义反清,而侥幸避免了被清朝通缉。我的父亲徐郎耀,从小就在我祖父的教育下,知晓太平天国先辈的英勇无畏,面对清朝的腐败,早已经有革命之心。但在当时,他还是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中武秀才!
我出生后,在祖辈、父辈的革命思想的熏陶下,自幼习闻太平天国的英雄故事,少年已经有大志,加上耳闻目睹人民生活的艰难,革命的种子,在我心底开始生根发芽。
 
而去广州培英学校读书时,更是接触先进的西方思想,让我大开眼界。而此时,孙中山早已经展开了反清斗争。

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反清组织——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并且随后领导多次为推翻满清政权的起义!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更是把全国分散的革命团体组织起来,创建了中国同盟会,纲领更加完善,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作为同盟会纲领。
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派人到国内外各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
 
在大环境下,不到20岁的我,深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孙中山倡导反清革命尤为向往。
 
我的思想越来越趋向进步。与此同时,从培英学校毕业后,我进入广东陆军将弁学堂习炮科。在这期间,我和大批著名的革命党人,诸如黄兴、胡汉民、赵声、朱执信、陈炯明、邹鲁、廖仲恺、汪精卫、徐锡麟等结识,大家志同道合。由于受革命思想的影响,我加入了同盟会,并任陆军分会主盟人。
 
我和黄兴的生死与共息息相关的革命战友友谊,就是此时建立的。此后,我和他经常见面,并肩奋斗。尤其在后来的黄花岗起义中,我更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勇敢地站出来,组织花县“敢死队”,力挺黄兴,冲锋在第一线!
 
作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从1907年起,先后参加过潮州黄冈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广西钦州起义,起义都遭到清朝的镇压,幸运的是,我都没有战死沙场。在血与火的历练中,我对自己的信仰越加坚定,对腐朽的清政权,恨之入骨!
 
1909年秋,我和莫纪彭受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回乡发展会员,建立组织。我利用宗族关系,挨户走访,宣传同盟会“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由于清朝早已经民心向背,群众对清朝都没有好感了,仅13天就发动300余人入会。
同年9月下旬,在我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同盟会广东番禺、花县分会(简称“番花同盟分会”)正式成立。分会机关设在花县三华村“集之徐公祠”后楼上,分会负责人多次在楼上聚会密商,孙中山最得力的革命助手黄兴也几次秘密到此指导。分会成立后,大力发展会员,上至清远,下至番禺,入会者达1000余人,成为武昌起义前中国同盟会在广东的九大分会点之一。
 

我和莫纪彭在三华村“集之徐公祠”创建中国同盟会番花分会后,即开始准备参加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动的1910年初举行广州新军起义计划。
 
1910年2月12日,广州新军起义爆发后,我率同盟会番花分会敢死队急驰广州增援,只是还没有进入广州城内,新军起义已失败,只能中止行动。
 
但是,在时代的洪流下,终会把我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我是为革命而生的!我的信仰决定我,我必须为革命而战!为推翻腐朽的清政权而战!
 
1911年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爆发,将是我一生中最为光芒耀眼的时刻!
 
我身先士卒,带领我的宗室成员——40多名花县“敢死队”成员,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态,冲锋在前,和驻扎在广州的清兵决一死战!

 
1910年秋,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的许多重要骨干集议于庇能(今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决定在广州发动新的武装起义。会议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确定以中国同盟会会员为骨干(先锋),广泛发动新军、防管、巡警、会党和民军,并在夺取省城后把革命火焰燃向长江流域乃至全国。
 
会后,孙中山到各地募款。黄兴、赵声负责筹划起义,主持了总机关“统筹部”。大批革命党人集中于香港。广州城内建立了约四十个据点。

4月8日,各项准备接近就绪。在黄兴主持下,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预定4月13日在广州起义,分兵十路袭取广州城。确定由赵声为总司令,这是因为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着更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当晚,黄兴到达广州,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一个意外打断了起义进程。就在统筹部开会这天,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刺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清军大批巡防军开进广州,储备军火的单位也被破坏。而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起义日期不得不推迟至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

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很明显,起义的计划已被泄露了,敌人已经作了严密的戒备。敌人显然有备,已经张开罗网,等候革命党人投入。原定的计划一下子全被打乱了。不少人认为,如果冒昧发动,无异自投罗网,已难取得预期的胜利。
 
面对此种境况,黄兴的内心是异常矛盾,异常痛苦的。为了准备这次起义,动员人这样多,牵涉面这样广,大量军械弹药都运入城内!最终,黄兴决定豁出去了,拼了,“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不成功便成仁吧,只能殊死一搏了。
 
而由于起义的改期,原定800多人参加的队伍无法集中,起义前夜在广州城内的革命党人仅有几十人。眼见缺兵少弹的黄兴决定发动这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起义”,作为领导者之一,我徐维扬看着眼里,急着心里,十分理解黄兴的艰难。
 
革命要想成功,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从来需要带头者做好榜样的力量!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革命而死,是比泰山还重,死就算不了什么了!此时,我怀着为革命不惜一搏的心态,站了出来,支持黄兴的“冒险一博”。我说道:“既然要干,我马上就回去召集队员。”
 
1911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廿八日)夜,我星夜兼程赶回三华村,在“集之徐公祠”后座番花同盟会分会点,召集勇敢善战、精悍可靠的青壮年百余人,组成“选锋队”(即“敢死队”)。
 
在我充满激情的演说鼓动下,队员们群情激昂,歃血宣誓奋勇杀敌。第二天(农历3月29日),“敢死队”队员们即赶往广州,由于清军已经戒严,最终只有40多人成功进入城内。
 
由于留在广州的革命党人数已经大幅度减少,黄兴只得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攻两广总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
 
但香港总部得电,已来不及在举义前率众赶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又都没有动。结果,只剩下了黄兴一路孤军奋战。
 
黄兴一路的革命党人,共130多人。虽然我所率领的“敢死队”,成功入城参加起义的,只有40多人,但尽管如此,这支队伍仍然是参加黄花岗起义人数最多的,也是唯一的一支农民武装队伍!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廿九日)下午5时30分,黄花岗起义爆发。
 
虽然人数不多,黄兴还是按照预定计划,率领队伍直扑两广总督衙门,并分兵攻打督练公所等处。
 
督署卫兵抵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歧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
 
敌人的援军很快杀到,包围过来。革命党人分兵突围,我和莫纪彭率领花县“敢死队”四十人去进攻小北门,后退至广州城北三元里。
 
《花县文史》中关于我从小北门突围后的情况有如下记载:“维扬攀山越岭至三元里,时人者仅徐佩旒、徐廉辉、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应安、徐怀波七人而已。维扬乃悲愤不欲独生,嘱佩旒等六人扶伤归里,己与怀波挺身返城营救诸昆仲,不料佩旒等六人行抵高塘大东桥又遇敌兵竟遭骈戮也。呜呼痛哉!”
 
从史料记述可见,由于担心城中黄兴等人,已经突围的我让受伤的6人先行回村,与徐怀波冒死返城,设法营救其他同志。谁想,返村的6人却在半路遭遇敌人,壮烈牺牲,而我俩阴差阳错,竟然因此侥幸脱险!
 
这场起义,无疑是悲壮的,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起义”。起义消息泄露,清军已经严防死守。敌众我寡,以寡敌众,但还是决意为之,因为在革命者的心中,牺牲倒在其次,信仰在支撑他们!
 
他们希望四万万人民通过他们的牺牲能够觉悟起来!通过这样的悲壮方式,唤醒人民!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让革命党人奔赴在战斗第一线,和清兵短兵相接而不畏惧!
 
此役,花县“敢死队”队员在攻打总督署阵亡11人,在攻总督署后被捕就义者有7人,花县志士牺牲共18人,史称“花县十八烈士”。“三华村被后人誉为“英雄村”。

创业艰难百战多。黄花岗起义,它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们为推翻帝制、恢复中华而组织的多次武装起义的延续,而它拉开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序幕。
 
它和当年接下来各地举行的一系列起义一起,形成了辛亥年的革命风暴,最终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为标志,使得清王朝土崩瓦解,终结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翻开了历史新的篇章。
 
中国民国建立后,为了表彰三华村民所作的贡献,在1920年,孙中山派同盟会元老张继到“集之徐公祠”,凭吊18位烈士,并亲自为“集之徐公祠”题匾:“毁家纾难,功在党国。”
 
中国同盟会广东番花分会旧址,在2002年8月,被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结语
 
黄花岗起义,我大难不死。我更加坚定我的革命意志,矢志不渝!我踏着烈士的鲜血,继续前进,我要完成他们的未竟事业!
 
同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我被任命为陆军第七团团长,授炮兵上校衔,兼广东雷廉绥靖总办,驻守南路。“二次革命”失败后,我放弃雷廉绥靖总办之职,赴香港居住。
 
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我亲赴湘、桂、鄂、赣、闽诸省,联络同志,进行倒袁活动。
 
1922年5月,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任我为中将参军。此后,我历任粤汉铁路护路司令兼粤汉铁路总巡、粤汉铁路局局长等职。1938年,我被推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深感家乡新变化,我毅然从香港回到大陆。1952年,我与世长辞!
 
我的一生,跌宕起伏,经历晚晴、民国、新中国,我从不忘初心,不敢忘国忧,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永远都忘不了我一生中最为大无畏的那一刻,我曾站在时代的前列,振臂高呼,和花县敢死队一起,冲锋陷阵,进攻两广总督署!
 
可以告慰我的是,今天的中国,今天的花都,已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总把旧貌换新颜!可以告慰那些为了信仰而牺牲的花县先烈了!
编辑:小狼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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